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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

ISBN:978-7-5161-7634-4

出版日期:2016-03

頁數:574

字數:586.0千字

叢書名:《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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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簡介

作為前英殖民地,澳大利亞的文學批評是一個復雜的概念。從19世紀開始,澳大利亞文學批評一直包括三方面內容,第一方面是澳大利亞人對于國外文學的評論,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澳大利亞詩人A.D.霍普(A.D.Hope)的《洞穴與涌泉:詩歌論隨筆集》(The Cave and the Spring:Essays on Poetry,1965)、澳大利亞文學教授S.L.戈爾德伯格(S.L.Goldberg)的《古典秉性》(The Classical Temper)、澳大利亞詩人文森特·巴克利(Vincent Buckley)的《詩歌與道德》(Poetry and Morality)和澳大利亞文學教授D.C.繆易克(D.C.Muecke)的《反諷指南》(The Compass of Irony);第二方面是外國人對于澳大利亞文學的批評,比如英國人弗蘭西斯·亞當斯(Francis Adams)對于亞當·林賽·戈登(Adam Lindsay Gordon)、英國人愛德華·加尼特(Edward Garnett)對于亨利·勞森(Henry Lawson)、美國人哈特利·格拉屯(Hartley Grattan)對于約瑟夫·弗菲(Joseph Furphy)的評論;第三方面才是澳大利亞人對于本國文學的評論,在整個澳大利亞的文學批評當中,這一類的文學批評只占一部分。長久以來,在澳大利亞,批評家對于莎士比亞的閱讀和批評興趣遠超過對于任何一個本土作家,所以我們在討論澳大利亞文學批評時必須充分認識到,很多澳大利亞的文學批評家并非只管澳大利亞文學,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對于英美和歐洲文學有著同樣大的興趣。3245072或許正因為這一原因,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從一開始就存在兩種價值體系之間的矛盾,一方面是對于建構民族文學的高漲熱情,另一方面是立足世界文學經典對澳大利亞文學所作的冷眼旁觀。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對矛盾構成了澳大利亞最核心的文化傳統。

關于澳大利亞文學的批評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葉,1856年,弗雷德里克·西尼特(Frederick Sinnett)通過《澳大拉西亞雜志》(Journal of Australasia)發表文章,他在文章中就當時可見的澳大利亞本土小說和英國時下暢銷的小說創作進行比較,針對澳大利亞文學的本土特征和普世價值之間的關系破天荒地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西尼特不是一個專職從事文學研究的批評家,更沒有把自己看作專門從事澳大利亞文學研究的專家,所以,在澳大利亞,大家心目中普遍公認的第一個文學批評家不是他,而是活躍于19世紀90年代的A.G.斯蒂芬斯(A.G.Stephens),斯蒂芬斯長期在《公報》(The Bulletin)的“紅頁”(Red Page)擔任文學編輯,由于這個原因,他把文學批評當成自己的全部工作,所以有人認為,斯蒂芬斯為澳大利亞的文學批評做出了開天辟地的貢獻,因為在他之后,文學批評在澳大利亞成了可供專門從事的體面職業。3245073在斯蒂芬斯之后,以文學批評為職業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并沒有大量地出現。相反,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文學批評作為一種文學活動仍然相當匱乏。20世紀20年代,萬斯·帕爾默(Vance Palmer)有感于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缺失,連續撰文為建構澳大利亞自己的文學批評大聲疾呼,希望通過文學批評的推廣來推動澳大利亞民族文學的健康發展。3245074后世的澳大利亞文學史家喜歡把斯蒂芬斯和帕爾默所代表的那個時代稱作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民族主義時代,一般認為,這期間涌現的其他民族主義批評家還有耐蒂·帕爾默(Nettie Palmer,萬斯·帕爾默的妻子)、A.A.菲利普斯(A.A.Phillips)以及P.R.斯蒂芬森(P.R.Stephensen)等人,民族主義時期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并沒有形成一個大家公認的理論體系。此外,以“津迪沃羅巴克運動”(the Jindyworobak Movement)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文學運動雖然得到了不少批評家的支持,但是,這場運動所追求的本土主義方向到50年代以后便受到了來自澳大利亞主流文學界的強力抵制和批判。

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葉,澳大利亞文學和文學批評在民族主義和“新批評”的博弈中進入了大學學院,但是,在澳大利亞文學步入學院的過程中,民族主義批評在“新批評”的巨大影響之下被一卷而空,在一種利維斯式的“倫理形式主義”(ethico-formalism)批評的主導下,澳大利亞文學研究進入了一個體制化和學院化的階段。1956年,A.D.霍普在《公報》雜志上撰文嚴正提出“澳大利亞文學的標準”3245075問題,該文立足普世主義主張,對本土的民族主義的批評立場進行了無情的抨擊。此后,格雷漢姆·約翰斯頓(Grahame Johnston)主編出版《澳大利亞文學批評文集》(Australian Literary Criticism,1962),該書以明確無誤的立場宣告了澳大利亞“新批評”的到來。伴隨著“新批評”的到來,批評成了澳大利亞文學界高度關注的話題。1967年,克萊蒙特·森姆勒(Clement Semmler)主編出版批評文集《20世紀澳大利亞文學批評》。1969年,約翰·巴恩斯(John Barnes)主編出版批評文集《澳大利亞作家:一組文學文獻1856—1964》。1970年,悉尼大學集中了一批在一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研討會上提交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論文,并以“文藝批評”為題將其出版。1974年,布萊恩·基爾南(Brian Kiernan)以“批評”(Criticism)為題撰寫出版首部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簡史,該書以47頁的篇幅簡明而精到地介紹了截止到20世紀70年代澳大利亞出現的最優秀的文學批評著述,勾勒出了澳大利亞批評從無到有的發展歷程。3245076

70年代后期,隨著新一代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家的崛起,“新批評”作為主導澳大利亞文學研究的批評范式走到了盡頭,一批年輕的批評家先后撰文,系統反思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新方法和新路徑,同時為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革新大聲疾呼。有人呼吁在不同前殖民地國家之間采用一種跨國的比較文學方法重新定位澳大利亞文學批評3245077,有人主張借鑒國外理論啟動一種更為激進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3245078,有人提出立足殖民經驗建構屬于自己的澳大利亞文學理論3245079,部分女批評家主張學習英、美和法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關注土著文學創作的批評家主張啟動澳大利亞的土著文學批評,關注移民寫作的批評家呼吁立足多元文化經驗建構一種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主義批評3245080。真可謂異彩紛呈的70年代!80年代初期,歐美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理論幾乎同時登陸澳洲,它們與70年代在澳大利亞本土興起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理論一起完成了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理論”轉向。對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中的新變化,許多批評家都給予了高度的關注,羅伯特·達比(Robert Darby)在他的《堡壘批評的衰落》一文中對澳大利亞“新批評”的轟然倒塌給予了評價3245081,迪特·里門斯奈德(Dieter Riemenschneider)在他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批評范式的變遷?》一文中對包括移民文學和土著文學批評在內的一些新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潮流給予了充分的肯定3245082,維羅妮卡·布雷迪(Veronica Brady)在其《批評問題》一文中結合80年代日益時髦的電影研究、通俗文化研究和婦女研究,指出80年代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法國符號學以及文化批評的影響下日益與社會學融合的跨學科傾向3245083。

20世紀80年代或許是澳大利亞批評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在“理論”的影響下,一大批批評家努力探索澳大利亞本土文學批評的革新道路,其中對澳大利亞文學影響最大的是女性主義批評,此外,土著文學批評、少數族裔(亦稱多元文化主義)文學批評以及后殖民理論也是80年代引人注目的焦點,它們先后推出了一大批的研究成果。80年代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共同特點在于理論化和政治化,此時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與激進的政治結緣,形成了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上前所未有的強大的文化批判巨潮,在無數激烈的論爭和立場交鋒中,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影響從學院漫溢到了整個澳大利亞社會,吸引了無數國民的目光,也引起了世界范圍的關注。

從方法論上說,始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澳大利亞女性主義批評、土著文學批評、移民文學批評和后殖民理論共有一種批判的特征,他們立足自身經驗批判男權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從80年代進入澳大利亞的歐美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理論”中,他們汲取了精神靈感和理論武裝,共同形成了一股浩浩蕩蕩的“文化研究”隊伍,為澳大利亞文學拓展了空間,也指出了新的方向。純粹意義上的澳大利亞的“文化研究”是在德國法蘭克福學派、英國伯明翰大學學派和美國文化研究等的共同影響下形成的,格雷姆·特納(Graeme Turner)在《民族、文化、文本:澳大利亞文化和媒體研究》(Nation,Culture,Text:Australian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一書的導言中指出,澳大利亞的文化研究與英國相比沒有后者那么明確的神話般的起點,更沒有形成什么具有標志性的組織機構,如果說澳大利亞的“文化研究”成果還比較顯著的話,那么從組織上說,研究者還處在比較分散的狀態下。不過,他同時承認,澳大利亞的“文化研究”也并非完全沒有先兆,例如,80年代前后,澳大利亞各地創辦的《競技場》(Arena)、《干預》(Intervention)、《澳大利亞電影理論》(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Screen Theory)、《澳大利亞文化研究》(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等期刊,各屆聯邦政府對于文化產業的巨額投資以及由高校升格帶來的高等教育的擴容等都為一種跨學科的澳大利亞文化研究準備了土壤。3245084從高等教育的角度而言,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產生與老牌的學府沒有太大的關系,按照約翰·弗洛(John Frow)的說法,早期參與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大學大多是新興的、所謂第三代大學(如1975年才建立的默多克大學和格里菲斯大學),或者是一些高等技術學院或者高職類的文科院系,這些學校沒有老牌大學的文化資本,其研究師資的教育背景與傳統老牌大學聘用的教師相比相距甚遠,這些學校的研究人員認為,自己立足現實開展的研究較之老牌大學里的學者所從事的研究更加貼近澳大利亞社會和文化。20世紀90年代,正是在這樣的社會和歷史背景之下,“文化研究”如同一陣春風迅速崛起,并很快吹遍了澳大利亞,在其影響下,一些著名的老牌學府紛紛響應,使一種總體上的“文化研究”得以成為20世紀末澳大利亞文壇最具沖擊力的思想潮流之一。3245085

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最大特點是它對長期以來主導澳大利亞主流文學和文化的保守勢力發動的毫不留情的攻擊?;蛟S正是因為80年代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文化自省和批判鋒芒深刻地觸痛了澳大利亞主流社會的核心價值和利益,90年代的澳大利亞批評界出現了一股強勁的反“理論”思潮,美國保守派理論家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的《封閉的美國心靈》(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1987)、E.D.赫施(E.D.Hirsh Jr.)的《文化素養》(Cultural Literacy,1987)、阿爾文·柯南(Alvin Kernan)的《文學之死》(The Death of Literature,1990)以及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1995)著作先后傳入澳大利亞,并迅速成為澳大利亞保守勢力的理論武器。在澳大利亞,路克·斯拉特里(Luke Slattery)和杰弗里·馬斯倫(Geoffrey Maslen)等人不僅通過《澳大利亞人報》(The Australian)連篇累牘地撰文批判“理論”,還于1994年出版了《我們的大學為何衰落》一書,他們在這些著述中以最激烈的言辭對“理論”提出了嚴厲的批評。3245086此外,彼得·克雷文(Peter Craven)和約翰·弗洛等也都對80年代的“理論”給予了不同程度的指責,他們以澳大利亞經典文化的捍衛者身份自居,揚言為了維護澳大利亞社會的傳統道德和核心價值而與腐朽的“理論”抗爭。在他們的影響下,澳大利亞文壇和批評界一時間風氣急轉,在一片保守的聲浪中,“文化研究”的各個批評流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指責。此時,澳大利亞的文壇也爭議不斷,其中最廣為人知和轟動一時的大案包括海倫·加納(Helen Garner)的《第一石》(The First Stone)案3245087、海倫·德米丹科(Helen Demidenko)的小說《簽署文件的手》3245088獲邁爾斯·弗蘭克林獎(Miles Franklin Award)案,以及馬德魯魯·納羅金(Mudrooroo Narogin)等眾多土著作家的身份案。3245089

不過,90年代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并沒有因為這些激烈的論爭而停滯,除了女性主義、后殖民、土著文學、移民文學批評之外,世紀末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中至少出現了另外兩種新的趨勢,一個是對于文學體制的文化史研究3245090,另一個則是立足于一種跨國的視角對澳大利亞文學進行的重新審視。3245091前者一改80年代文化批判的負面特征,轉而以一種全新的正面的態度考察文學的傳記、文學出版和閱讀史、文學教育史、文學批評史、文學經典形成史的研究,這種研究不乏經典解構者的犀利,但更多了一份歷史的厚重感;后者在后殖民理論的基礎上將澳大利亞文學置于世界文學的語境中探究,從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中走出來,研究澳大利亞作家的跨國別和跨文化經驗對于他們的創作、出版以及翻譯方面的巨大影響。上述兩個方向的一個共同特點是經驗性,這種經驗性研究在傳統的文學批評中或許會因為其高度的繁瑣而難以深入貫徹,但是,隨著21世紀的數字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推進,一種數字化的經驗主義(e-empiricism)研究在澳大利亞逐漸蔚然成風。

從19世紀末到21世紀初,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歷史不過120多年,所以,相對于英國這樣的老牌文學批評大國,似乎很難奢談什么“澳大利亞文學的批評傳統”。但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澳大利亞批評界開始以不同的方式反思自己的批評傳統,先是布萊恩·基爾南在他的《批評》一書中梳理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從萌芽到20世紀70年代的發展脈絡。最早明確以“澳大利亞批評傳統”為題討論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批評家是帕特里克·巴克里奇(Patrick Buckridge),在一篇題為《思想運動與澳大利亞批評傳統》的文章中,他系統梳理了1945—1975年間澳大利亞批評中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左翼傳統。3245092在巴克里奇之后,戴維·卡特(David Carter)以“批評家、作家、知識分子:澳大利亞文學及其批評”為題撰文考察了澳大利亞文學的批評發展脈絡。3245093此后,戴利斯·伯德(Delys Bird)等人在一部題為《權威和影響》的文選中系統考察了1950—2000年間的批評情況。3245094從這些著述中我們不難看見澳大利亞批評界認真梳理自身文學批評傳統的努力。

討論澳大利亞的文學批評傳統,人們可以選擇不同的視角和立足點,如果我們站在21世紀之初回望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演進史,我們可以清楚無誤地看到由民族主義、“新批評”、“理論”和新經驗主義先后形成的四個時代,對于澳大利亞文學的批評歷史來說,上述每一個時代都為澳大利亞的文學批評留下了極其珍貴的傳統遺產,例如,民族主義堅持文學批評應當立足本土文學經驗,“新批評”主張文學批評應弘揚文本的“細讀”精神,同時樹立超越民族和國別界限的普世標準,“理論”倡導融合語境分析和形式批評的文化研究,新經驗主義主張融合先進的數字和網絡技術對傳統文學進行大范圍的跨國別、跨學科和跨體制的研究。除此之外,澳大利亞的左翼文學批評、土著文學批評和移民文學批評等也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和積累之后形成了自己傳統??傊?,歷經了一百多年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為未來留下了豐富而彌足珍貴的傳統遺產,為澳大利亞文學和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澳大利亞文學是較具典型意義的后殖民文學,所以,在討論澳大利亞的文學批評史時,很容易看到一份別的國別文學中不??匆姷募m結,從某個角度說,那是一份關于何為文學性的糾結,換一個角度看,這份糾結更在于如何處理澳大利亞民族文學和普世性的世界文學之間的關系。什么是文學性?文學性究竟是民族的,還是世界性的?眾所周知,所謂文學性的問題,其實還是一個關于文學如何界定的問題?!拔膶W是什么?”英文中的literature一詞源自拉丁文的littera,意思是“字母”,換句話說,文學最早的意思是“文字”,根據這個詞源,文學的定義應該是廣義的,廣義的文學包括一切以文字的形式出現的書面寫作。一般認為,這個界定足夠寬泛到包羅萬象的程度,但是,以今日的立場觀之,它毫無道理地把口頭文學排除在外,所以并不是一個可以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定義。還有一種文學觀認為,文學應該是一種藝術,一部文學作品不管它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只要它充分顯示出創作者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就可以被稱為文學,持這種觀點者引用德文中的Wortkunst一詞說明,文學的最根本要素在于想象力和創造力的展示,所以真正稱得上文學的應該是包括詩歌、戲劇、小說以及其他虛構類創作。狹義的文學定義同樣受到許多人的質疑,質疑者們認為,僅憑想象判定文學有可能把美國歌星麥當娜的《性》和饒舌(rap)歌詞都當成文學,而那樣做是非常不妥當的。3245095

在20世紀西方文學批評中首次提出文學性這一概念的是俄羅斯形式主義批評。俄羅斯形式主義理論家們認為,文學研究不是二流的民族志或歷史,而是一種以文學為研究對象的獨立科學,所謂形式主義批評既非一種美學理論,更不是一種方法,它試圖構建一種專門研究文學的文學科學,形式主義批評家關心的第一個問題不是如何研究文學,而是文學研究究竟應該研究些什么。俄國形式主義認為,傳統的表現主義和現實主義文學觀多多少少都存在不少問題,因為如果文學文本僅僅是作者思想或者現實表征的工具,那么文學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勢必被忽略,例如,如果把文學作品看作作家個性的表現,那么文學研究最終必然會變成傳記和心理學研究,把文學簡單地看作現實世界的一種反映最終一定將文學研究推向歷史、政治和社會學研究,就連象征主義對于文學的界定終究還是會把文學研究引向藝術之外,引向認識論和心理學。形式主義認為,如果文學呈現事實,那么它區別于其他呈現方式的特質在于它的陌生化,藝術的最大特點在于,它給人們一種關于生活和經歷的還原了的新鮮感,藝術化的舞蹈讓人們對步行有了一種新的感受,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使用語言時,習慣讓一切成了自動的程序,但當我們聽到詩歌時,我們對于語言的物理特性又恢復了一種形式上的感知。形式主義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學觀。

在20世紀西方文論中,另外一個十分關注文學特異性的流派是英美“新批評”。作為英美“新批評”的主要思想來源之一,F.R.利維斯(F.R.Leavis)的文學觀在“新批評”的早期傳播中影響很大。作為20世紀文學批評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利維斯最早在他的論述中指出,文學研究應該與文化史的研究以及文明的保護聯系在一起,文學批評應著力保護日益受到威脅的弱勢文化,文學批評家應該努力通過最優秀的文學閱讀不斷提高自己的感悟力和生命力,努力培養自己的聰穎和細致入微地洞察世事的洞察力,與此同時,還必須培養一種手術刀般的鑒別力,以幫助他們判斷哪些作品不具備上述特點。在利維斯看來,批評家不只是文學家亦步亦趨的跟屁蟲,批評家的任務是拯救文明,保持傳統的活力,文學批評的根本任務在于文化評價。在探求文學性的時候把注意力集中于文本之上,雖然他們實踐了一種名副其實的“實用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但跟所有的“新批評”家們一樣,他們假設一個文學文本傳達一個時代的某種精神,所以文本細讀和分析是手段,目的是要在文本中找出他們認為可以代表那種精神的細節,例如,他們在安德魯·馬維爾(Andrew Marvell)的詩歌中努力找尋17世紀早期文明的精細,在喬治·艾略特和D.H.勞倫斯的作品中尋求英國農業社會留存下來的價值和美德。利維斯和“新批評”家們認為,最優秀的文學不僅是文學技巧和手段的精妙,它更展示一個時代精神中最有價值的東西。3245096

文學究竟是什么?對于這個問題,文學理論界至今依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俄國形式主義借助形式陌生化來界定文學性著力于一種普遍性的總結,利維斯關于文學承載時代文化和文明精神的觀點把文學性與民族性更多地聯系在了一起。那么,所謂的文學性究竟是民族性的,還是世界性的呢?針對上述問題,不同時代的澳大利亞批評家給出了非常不同的回答,澳大利亞早期的民族主義文學主張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主張普世主義的“新批評”認為只有符合世界性標準的文學才算得上真正的文學。70年代后期,在西方“理論”和左翼思潮的影響之下,一種新民族主義在澳大利亞迅速回潮,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一大批澳大利亞文學評論家對“新批評”展開了猛烈的攻擊,在他們看來,那種普世主義的形而上文學判斷根本不值一駁,他們不僅挑戰民族主義,也挑戰一切形式的普世主義。不論是土著文學、女性主義文學,還是后殖民文學、移民文學批評,他們大多立足比民族觀念更具體的自我身份定位,對傳統民族主義和普世主義抱著深刻的敵意,他們在文學批評中為自己設定的一個首要任務是開放經典,在這一訴求的背后是他們對現有一切民族經典的深刻質疑和批判,不論是女性主義,還是土著文學,不論是移民批評,還是后殖民理論,他們所要著力揭示的是一切現有民族文學經典中的問題和矛盾,批判這些經典背后暗含的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

從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角度去觀察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發展歷史有其獨到的優勢,但是,如果對70年代之后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給予更多的關注,那么整天糾結于不同批評家對于文學性的定義則顯得很不足了。從事澳大利亞文學的批評傳統研究還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視角,例如,約翰·多克(John Docker)的《批評情境》和帕特里克·巴克里奇的《思想運動與澳大利亞批評傳統》可以算是一種思辨性的研究,布萊恩·基爾南的《批評》、維羅妮卡·布雷迪的《批評問題》、戴利斯·伯德等人的《權威和影響:澳大利亞文學批評1950—2000》3245097可以算另外一種斷代的描述性研究。本書立足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四個不同時代,選擇一種范式描述方法,我們認為,一百多年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上曾經出現了多個批評范式,對它們分別進行描述對于我們很好地認識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發展歷程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們特別針對民族主義和“新批評”時期的澳大利亞文學增加了對于一些具體批評家的考察,以期讓讀者通過這些個案研究獲得對于這兩個曾經尖銳對立的兩個范式的更深入的了解。當然,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上曾經涌現過許許多多有影響的批評家,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除了我們討論過的部分批評家之外,還有拉塞爾·沃德(Russel Ward)、約翰·巴恩斯、維羅妮卡·布雷迪、利昂·坎特里爾(Leon Cantrell)、T.英格里斯·摩爾(T.Inglis Moore)、杰弗里·達頓(Geoffrey Dutton)、H.P.赫索爾廷(H.P.Heseltine)、格雷漢姆·約翰斯頓、斯蒂芬·馬雷-史密斯(Stephen Murray-Smith)、布萊恩·基爾南、克萊蒙特·森姆勒、杰弗里·塞爾(Geoffrey Serle)、克里斯·華萊士-克拉比(Chris Wallace-Crabbe)等都在澳大利亞的文學批評史上留下過令人難忘的印跡;80年代之后的批評家更是數不勝數,他們中包括布魯斯·本尼特(Bruce Bennett)、蘇珊·利維爾(Susan Lever)、羅伯特·迪克遜(Robert Dixon)、雪莉·沃克(Shirley Walker)、卡羅爾·費里爾(Carole Ferrier)、帕特里克·巴克里奇、戴維·卡特、利·戴爾(Leigh Dale)、約翰·科默(John Colmer)、約翰·多克、西蒙·杜林(Simon During)、肯·杰爾德(Ken Gelder)、帕姆·吉爾伯特(Pam Gilbert)、凱里恩·哥爾斯華綏(Kerryn Goldsworthy)、斯內婭·古尼夫(Sneja Gunew)、J.J.希里(J.J.Healy)、凱·謝菲(Kay Schaffer)、曼弗雷德·約根森(Manfred Jurgensen)、克里斯托弗·李(Christopher Lee)、布朗溫·勒維(Bronwen Levy)、約翰·麥克拉倫(John McLaren)、布萊恩·馬修斯(Brian Matthews)、德魯希拉·莫杰斯卡(Drusilla Modjeska)、米根·莫里斯(Meaghan Morris)、馬德魯魯·納羅金(Mudrooroo Narogin)、蘇珊·謝里丹(Susan Sheridan)、亞當·舒馬克(Adam Shoemaker)、肯·斯圖爾特(Ken Stewart)、伊恩·賽森(Ian Syson)、伊利莎白·維比(Elizabeth Webby)、吉莉安·惠特洛克(Gillian Whitlock)、邁克爾·懷爾?。∕ichael Wilding)等等。一部完整意義上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不應該完全忽略他們對于澳大利亞文學研究做出的貢獻。

澳大利亞文學批評所走過的道路雖然與許多其他英語國家有著不少共同之處,但是,澳大利亞文學批評自有其非常獨特的地方。其中之一是,以前的批評理念和實踐常常并不會隨著舊有的批評范式而消失,相反,它們會頑強地存在下去,并與新的批評范式做堅決的抗爭,所以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歷史從來都不是一個簡單的范式更替史,的確,如巴克里奇所言,“二戰”以后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一直存在三種傳統,包括自由人文主義、左翼和保守主義,三者之間不斷的角力推動了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發展;3245098此外,澳大利亞文學批評作為一種體制的存在較其他國家是稀薄的,由于澳大利亞人口稀少,文學讀者在很長時間里更是少而又少,文學書籍的出版在很長時間內受到很多限制,從事文學批評的人數在很長時間內也不多,專門的文學理論著作難得一見,這些都給文學批評傳統的積累帶來不小的問題。

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從殖民文學中走來,經歷了激進的民族主義和“新批評”,更在當代西方“理論”的激蕩中得到了巨大的拓展,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在特定的澳大利亞語境中形成,如果曾經的殖民背景極大地限制了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發展,當代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色,一方面,為了能獲得更多的讀者和反響,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家常常不得不打破傳統的學科和體制界限,在從事文學批評的同時大膽打破文學與社會的界限,在自己的文學評論中積極關注國家、種族和殖民等社會和政治論爭;另一方面,積極借鑒英美等國經驗,把文學批評的文本討論與政治議題結合起來,用文學的討論努力推動澳大利亞公共政治在土著、殖民和民族歸屬感等問題上的重新定位。所有這些都值得我國的外國文學工作者去認真研究和考察。

一個國家的文學批評史所反映出來的常常是它深深植根其中的文化。19世紀的英國人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在其《文化與無政府狀態》(Culture and Anarchy)一書中指出,所謂文化,就是一種對于完美的追求,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就是要努力將全人類最優秀的思想和最精彩的言論在全世界傳播開來,以便世人盡知。在澳大利亞的文學語境中,阿諾德的話具有雙重的意義,針對國內,澳大利亞文學批評作為一種文化實踐活動在推進和傳播澳大利亞文學的進程中長期扮演著無可比擬的重要角色。對外,澳大利亞的批評家們一方面大力向全世界推介本國的文學成就和文學思想,另一方面同時把來自世界各地,尤其是歐美等地的文學和批評理論引進給國內文壇。一個多世紀以來,澳大利亞的文學批評便是在上述的雙重定位中比較好地行使著自己的職責,為本民族文學傳統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更為世界范圍的文學思想交流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我國學者李春青在2012年11月2日的《中國社會科學報》上撰文指出:“‘本土化’是國際化或全球化的伴隨物。其意有二:一者,假如沒有全球化或者國際化,人人依照自己的已有傳統生活,也就無所謂本土化問題,所以本土化實為全球化和國際化的派生物;二者,全球化、國際化不意味著一方對另一方單向的影響,更不意味著一方對另一方的簡單普及,其中必然有一個適應本土的過程,換言之,全球化、國際化是要靠本土化來實現的。因此,本土化也就是甲地的某物適應乙地環境的過程。對中國學界的情況來說,來自歐美的新理論、新方法的影響無處不在。接受影響就是本土化問題,因為按照哲學闡釋學的看法,接受就意味著建構。按照現代翻譯理論的觀點,從一種文字翻譯為另一種文字,同樣是一種建構?!彼J為,中國在接受西方理論的時候應注意三點原則,具體來說包括(1)重視歷史化的研究保證對象的獨特性,(2)要學會取其神而遺其形,(3)要以‘對話’為立場?!?footnote>3245099在對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的研究中,我們始終不忘的一個重要話題正是外來思想如何登陸澳大利亞并在澳大利亞文學批評中實現本土化的。外來思想的“本土化”問題對澳大利亞文學而言歷來就是一個不得不時常面對的問題,一百多年來,鑒于澳大利亞的殖民歷史背景及與西方的特殊關系,包括民族主義在內的許多文學和文學批評思想最早都源自歐美,但是,它們在特定的歷史時刻來到澳大利亞,為澳大利亞的文學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并在此過程中先后扎根,成了澳大利亞文學發展史上的本土思想力量。早期的澳大利亞文學和文學批評理念基本上都是從西方引進的,例如民族主義批評、左翼文學批評、“新批評”、結構主義、符號學以及后結構主義。與此相比較,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更是一種外來思潮與本土思想融合的結果,80年代以后,澳大利亞成了世界范圍內的重要理論生產力量,特別是在后殖民理論和生態批評的建構中,澳大利亞批評家為世界后殖民理論和生態批評的知識生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接受外來思潮的過程中,澳大利亞文學批評曾經表現出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時間上的滯后性(belatedness)。這一特點突出地表現在對于包括“新批評”和結構主義在內的形式批評上,但是,這種滯后性到20世紀70年代后期似乎不再那么突出,特別是到女性主義和后殖民理論崛起的時候,澳大利亞文學批評首次與整個西方知識界同步,此外,從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葉,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界跟西方一樣經歷了激烈的左翼主導的“文化研究”以及隨后發生的右翼主導“文化戰爭”,21世紀伊始,在“文化戰爭”的硝煙逐漸散去的時候,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并沒有像有些人預測的那樣回歸經典,相反,澳大利亞批評界再次與英美等國一樣啟動了聲勢浩大的文學體制性研究和跨國文學研究,澳大利亞文學充分利用最新的網絡科技,大興“新經驗主義”研究,努力立足網絡為新時代的文學批評搭建大規模的數據庫和其他網絡基礎設施,特別是在參與國際“書籍史”(History of the Book)網絡平臺建設方面,澳大利亞與國外同行密切合作,再一次將澳大利亞的文學批評和研究推向了世界的前沿。

在當今英語世界,我們研究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首先自然為的是學習和了解,是要從中觀察澳大利亞文學觀念的變遷和特點,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從它的歷史沿革中深入考察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如何通過吸納外來思想資源將自己一步步變成世界文學批評中令人尊敬的知識生產地。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澳大利亞是當今英語世界和亞太地區的一個較有影響力的國家,作為一個前殖民地國家,澳大利亞一百多年來為了建構自己的本土批評話語進行了艱苦的探索,在對外來批評觀念和方法進行本土化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經驗,研究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在過去的一百年中所走過的道路,就是要考察其在每一個時代所做出的選擇對于我國的批評理論建設所具有的借鑒意義,為我國的文學批評建設貢獻思想資源。本書分四個部分針對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上的四個時代分別展開論述,每個部分具體分成若干章(第一、三部分分八章,第二、四部分分六章),各部分第一章為概述,其余各章結合每個時期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批評家的理論著述或專題分別梳理和評價,努力將各個時期最突出的文學思想和批評觀念呈現在讀者面前,筆者希望通過這樣一個簡潔明了的結構,為國內同行就這一課題更加深入地開展研究勾勒一個初步的路線圖,為我國的澳大利亞文學研究不斷走向深入做出一些微薄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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