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糾錯 引文

滿學研究論集:全二冊

ISBN:978-7-5203-3001-5

出版日期:2018-09

頁數:1280

字數:1145.0千字

點擊量:8560次

引用量:5次

中圖法分類:
出版單位:
關鍵詞:
專題:
折扣價:¥192.0 [6折] 原價:¥320.0 立即購買電子書

圖書簡介

劉小萌

吉林師范大學素有研究滿族歷史文化的傳統。近些年來,以滿族家譜的搜集、整理、研究為中心,逐漸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2013年以來,學校以滿族語言文化專業博士點建設為契機,把滿學研究作為學科建設重點方向,積極延聘海內外知名學者擔任專職和兼職教授,在推進滿文教學、培養精英人才、開展專題研究等方面成效顯著。2017年7月滿學研究院的成立,為此項事業的發展搭建了更為堅實的平臺。

滿學研究的發展,離不開國際視野的拓展。2015年9月,學校成功舉辦“國際滿學青年學者論壇”,主要議題包括:滿蒙漢多文種檔案的利用與研究、八旗制度與八旗社會、滿蒙漢等多民族關系、國際視野下的滿學研究。2017年8月,順利舉辦“國際滿學研討會”,是近年來滿學界的一次盛會。

滿學研究的發展,離不開學報編輯部的鼎力支持。從80年代初的《松遼學刊》,到后來的《吉林師范大學學報》,幾十年大家攜手共進。正是在編輯部幾代同仁的辛勤耕耘下,才有這片學術沃土的爭榮錦繡,勃勃生機。值此吉林師范大學60年校慶之際,滿學研究院與《學報》編輯部合作,將5年來發表在《學報》“滿族文化研究”專欄的論文結集出版。這既是對以往精誠合作的一次總結,又是對共同締造未來愿景的一個展示。完全可以預期,我們的合作將擁有更廣闊的空間。

本次結集出版的87篇論文,出自海內外幾代學人手筆。感謝諸位作者,正是由于你們的積極參與,才有此次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以下,就論文集的基本內容,分5個專題加以概述。

一 滿族史與八旗

滿族先世稱女真。前人研究明代女真,主要關注其社會制度、與中原王朝關系。奇文瑛長期致力于研究明代遼東衛所與遼東地區多民族關系,所撰《邊地視野下的遼東女真》一文,重點考察遼東女真與邊外女真關系,要點包括遼東女真源流、分布、女真世家的形成與婚姻關系等。作者從“邊地”視角考察遼東地區多民族雜居的格局,“華夷雜糅”的文化特色,對深化滿族早期史研究、滿蒙漢多民族關系史研究均有價值。

明末海西女真葉赫部酋長清佳砮、楊吉砮分居西城、東城,是女真社會“兩城政長”制的典型。雋成軍、聶卓慧《“兩頭政長”制下的葉赫部王城內城建制與功能試析》一文,對兩城修筑年代、城址規模、布局功能等問題進行考察,并就學界有關東城貝勒(漢譯“王”)與西城貝勒的屬城之爭提出己見。作者將考古新成果與文獻史料彼此參證,為進一步認識明末女真社會(滿族早期社會)酋長的權力結構、特點,及其在“王城”建制上的反映,提供了新視角。

日本學者綿貫哲郎通過對滿漢文獻的挖掘,撰為《再論祖大壽與“祖家將”》一文,以遼東祖氏從明軍事家族到后金(大清)漢軍將帥的深刻轉變為中心,探究明末祖氏家族崛起與“祖家將”的形成,及其歸附后金(大清)編入八旗的歷程。其新意,一是將祖氏家族的崛起溯及祖大壽之父祖承訓;二是將祖大壽的軍功與“祖家將”集團的形成作了系統梳理;三是闡明“祖家將”歸附后金(大清)后雖分隸八旗,其核心集團卻歸屬皇太極麾下,進而促進汗(皇帝)權的強化。

李文益《清入關前的戶下奴仆兵》一文,指出戶下奴仆群體是后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戰爭不斷升級,奴仆被賦予更多軍事職能。他們以“廝卒”身份隨主出征,并成為軍中一支重要力量。論文有關皇太極組建“奴仆兵”并從制度上加強管理的考察也有新意。

清太宗皇太極曾先后五次征明。其中,天聰三年(1629)第一次征明從喜峰口入塞,直抵京師,從此開啟了繞開明山海關入掠中原的新戰略。薩出日拉圖《1629年愛新國征明行軍路線考》一文,利用滿、蒙、漢文史料,厘清此次征明的行軍路線,對研究清初軍事史具有價值。

李小雪《試論盛京五部初設時在上層管理體制中的作用》,對清初盛京五部的形成、職能,與盛京將軍、奉天府尹關系,及其在盛京乃至東北地區開發治理過程中所起作用的考察,彌補了以往研究的一個缺項。作者另有《清入關前六部淺析》,可視為本專題研究的姊妹篇。

17世紀至19世紀前半期的東北地區,是以駐防八旗為核心的非漢人社會,同時有少數內地漢人以各種形式不斷流入。日本學者柳澤明《清代東北的駐防八旗與漢人——以黑龍江地區為中心》,多角度考察黑龍江地區的漢人是以怎樣的形式融入當地社會,并與其他民族集團構筑了怎樣的關系。八旗制度是了解清朝國家結構與特點的關鍵所在。作者另有《八旗再考》一文,通過探討八旗的擴展和多樣性,以及入關后東北地區八旗設置的背景和目的等問題,對八旗制度的整體狀況和特性進行進一步分析。

以上論文關注對象不同,但都包含在北方邊疆、民族的大范疇內,因而有互補之效。同時還說明,更為廣闊的學術視野,有助于把這一研究推向深入。

清朝任官制度始終體現“滿漢兼用”原則。日本年輕學者神谷秀二《清初官員的品級與升轉》一文,對該原則在順、康年間的制度化,以及康熙帝所起重要作用,加以研究。作者還撰有《清初“紀錄”小考》,對清初官制研究亦有拾遺補闕之效。

有清一代,直省駐防旗人分駐各地長達200余年,寺廟作為駐防城內一種特殊的、開放的社會空間,是大批旗民信徒表達精神訴求的重要場所。關笑晶《清代直省駐防八旗寺廟祀神芻議》一文,考察清代直省駐防八旗寺廟內的祀神,分析寺廟祀神來源、武將崇拜以及駐防八旗旗廟特點,以期從一個側面反映直省駐防旗人的宗教信仰以及旗民關系的面貌。

孫守朋《近代以來清代漢軍旗人研究的回溯與反思》指出,漢軍旗人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自孟森以來,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迄今,漢軍旗人研究成果可觀。此方面研究大體分為漢軍個體與群體研究??傮w來講,此項研究在不斷向縱深方向拓展的同時,也存在對群體階層關注不夠廣泛、與其他群體關系混淆等不足。

日本學者杉山清彥長于研究清初八旗史,曾撰《清初正藍旗考》一文,以莽古爾泰所領正藍旗為例,探討領旗支配以及領旗形成過程中姻親關系所起重要作用?!栋似炱焱踔频某闪ⅰ芬晃膭t是對前述研究的拓展,即通過考察清初海西四部(“扈倫四國”)各王族編入八旗、并分屬各旗旗王的狀況,說明此種狀況的形成,是基于以往姻親、從屬等舊關系,進而構建新的主從關系。

張建《清代滄州駐防的設立、本地化與覆滅》,利用滿漢文檔案探尋滄州駐防興衰之變。前人研究八旗駐防,多焦距于江南或東南,本文另辟蹊徑,將畿輔駐防作為考察對象;前人研究八旗駐防,多焦距于“滿漢矛盾”,本文則以太平軍進逼滄州,當地滿、漢、回民并肩血戰,最終扭轉戰局為例,說明“滿漢矛盾”(滿漢沖突)并非當時主要矛盾。本文不僅拓寬了八旗駐防史研究的視野,對考察近代滿、漢、回等多民族關系也有啟迪。

八旗協領是八旗駐防的中層官職,前人鮮有研究。顧松潔《清代八旗駐防協領芻議》,以檔案、政書等史料為依據,探討駐防協領的設置特點、選任、職責及其與城守尉關系。以上論文,立足于對滿漢文獻的挖掘,在選題、角度、觀點方面均有新意。

前人研究內務府包衣,認為基于其皇室家仆的身份,多為皇帝寵信,而有更多入仕機會。黃麗君《清代內務府的包衣蔭生》一文,結合清代蔭敘制度,指出內務府包衣援蔭出身,受到內外諸多因素限制,實際難度很大,以致循此途徑晉身者比例甚低。

與清代各類官學相異,書院則是民間辦學的重要形式。清代書院分旗人書院與民人書院。顧建娣《晚清的旗人書院》概括晚清旗人書院的變化、特點。清朝官辦八旗學校中有一類為義學,教育對象是旗人貧寒子弟,教育內容注重多語種翻譯,以及傳統騎射。柳海松《論清代的八旗義學》,從八旗義學的建立、沿革、管理、利弊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

盛京萃升書院始建于康熙年間,與鐵嶺銀岡書院、遼陽襄平書院并稱遼東三大書院,對陶融滿漢各族文化,曾產生深遠影響。關于該書院歷史,有劉中平《清代萃升書院歷史啟示》一文。

清朝統治,重點依托八旗制度,旗地則為八旗制度的重要經濟基礎,故旗地之榮枯,與清朝統治興衰所關深巨。前人研究旗地,主要局限于有清一代。王立群《民國時期清理河北旗地過程中撥補租地初探》一文,著重考察辛亥革命后民國政府在清理河北旗地過程中,處置撥補租地的背景、方法,以及由此引發的官府、租主、佃戶三方間的互動或曰博弈。此研究不僅有助于加深學界對清代、民國以來旗地制度演變的認知,對了解滿漢(旗民)土地關系的變遷亦有啟迪。

20世紀初,清廷實行新政,編練新軍,新軍第一鎮由京師旗兵練成。此舉,既標志清朝軍事制度的根本變革,同時預示著腐朽八旗制度的壽終正寢。黃圓晴《最后的“旗軍”——京旗常備軍組建述論》一文,對新軍第一鎮的成立背景、宗旨、將弁構成,與滿漢親貴關系,以及辛亥鼎革后的歸宿,進行了系統研究。

二 滿族文化與薩滿教

薩滿教是滿族傳統信仰,并對其傳統文化與風俗產生深遠影響。臺灣青年學者劉世珣《論〈尼山薩滿傳〉中的清代巫覡治病及其他》認為,薩滿治病法術在滿族社會扮演重要角色。從心理層面觀之,信者認為患病與鬼神有關,只有薩滿能與鬼神交往,治愈疾病。在治療過程中,薩滿借各種儀式表達驅除病魔的意義,使患者在心理上以為病根已除,有助病體恢復。從社會層面來看,病家擇醫行為反映薩滿治病的醫患關系以及參與者的互動方式。就文化層面而言,治病使用之神服與法器是巫術法力的象征。從政治層面而論,清廷取締薩滿治病背后,反映崇儒重道與黜邪崇正的宗教文化政策。

孟慧英《薩滿教變遷研究》,從狐仙信仰、懷瑪日祭祀、滿族家祭、蒙古族白博、薩滿文化遺產等幾個方面闡述薩滿教變遷的遺存,進而探討薩滿教的變遷特點。王曉東《神化亦或人化——滿族“換鎖”儀式中的音樂功能解構》,將田野考察所獲素材與歷史文獻考察相結合,探討東北滿族薩滿家祭儀式中“換鎖”習俗的文化意蘊及音樂功能。張麗紅、彭柔《滿族烏鴉民俗的“大傳統”解讀》,探究滿族烏鴉崇拜民俗,由烏鴉崇拜溯及烏鴉神話,又涉及烏鴉祭祀儀式。試圖說明,滿族烏鴉文化源于女性文化模式的作用。以上論文從不同專業、不同角度,展現滿族信仰文化淵源、變遷以及意蘊,反映多學科研究之魅力所在。

劉小萌《清代京城滿人信仰的多角度考察》,對京城滿人信仰世界的內容、特點進行多角度考察,并就滿漢信仰之異同,滿人內部不同地域、人群、階層間的信仰差異作了探討。結語指出,當前學界言及清皇室宗教信仰、祭祀儀禮有一種明顯傾向——一味夸大滿洲諸帝對薩滿教或喇嘛教的虔誠,卻無視其對漢傳佛教、道教的尊崇,或將某位皇帝(如乾隆帝)對喇嘛教的尊崇,夸大為諸帝的總體特征,均有失偏頗。姜小莉《清代直省駐防滿洲旗人薩滿祭祀考析》,以青州、荊州、廣州三處滿洲駐防為對象,考察其薩滿祭祀之異同。認為這些散處各地的滿洲群體,面對不同境遇,在本民族傳統文化和漢文化之間做出適合自己生存的選擇。以上兩文的共同之處,即都關注滿族信仰的內部差異以及造成差異的背景,為研究提供多元視角。

關笑晶《北京福祥寺小考》,就清代福祥寺在聯絡青海蒙、藏宗教人物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加以考察。本文有助于扭轉以往有關清代北京寺廟研究多偏重于名剎大寺,而對中小寺廟關注不夠的偏頗。

薩滿教研究是一項非常國際化的研究課題,俄羅斯學者的卓越建樹學界有目共睹。格列賓??品蚴?0世紀上半葉俄羅斯滿學研究代表性人物。其突出貢獻,一是通過社會調查,發現了《尼山薩滿故事》手稿,并進行開拓性研究,引起學界對滿族薩滿教以及滿族民間文學的關注;二是搜集整理大量滿語口語資料,進而否定當時學界有關滿語是“死亡語言”的流行觀點;三是撰寫一系列調查報告,生動記述滿族、達斡爾和索倫村莊狀況,包括記錄他們的語言。為后人開展東北邊疆諸民族研究保留了珍貴資料。龐曉梅《格列賓??品蚝退臐M語、民族志與薩滿教研究》一文,對格列賓??品虻膶W術貢獻加以概括和總結,這對了解20世紀俄羅斯滿學研究的發展,也有價值。于洋《史祿國和他的通古斯薩滿教研究》指出,俄國著名民族學家史祿國的《通古斯人的心智叢》是薩滿教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它不僅改變了以往薩滿教心理學研究趨向,把薩滿教研究引入民族學領域,而且率先對薩滿教“精神病理說”提出挑戰。他在ethnos理論框架中提出“心智叢”這一概念,并將其運用到對通古斯人薩滿教的民族志研究之中,開創了在歷史—功能的語境中對薩滿教進行理解和說明的范例。

滿學研究在歐洲的歷史源遠流長、成果豐碩,長期以來,國內學界對此卻疏于了解。汪穎子《簡述歐洲滿學研究——兼論清史研究在歐洲現狀》一文,對17世紀至20世紀滿學在歐洲的發展,分時段、分國別(法、意、德、俄等國)加以綜述,并對21世紀以來歐洲滿學研究的新動向加以概括,這對拓寬滿學界的國際視野很有價值。

關雪玲《慈禧太后入招醫生的退食生活》一文,以光緒六年(1880)清廷從各地延攬名醫進宮為慈禧太后療疾一事為背景,以《紀恩錄》《北行日記》為基本史料,從論癥制方、交游、消遣娛樂、宮外診療四方面考察入京醫生閑暇之余的生活境況,在研究角度上也有新意。

臺灣學者賴惠敏、蘇德征《清朝宮廷制作黃銅技術與流傳》,依據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研究清朝宮廷技術與流傳。該文認為黃銅是清廷制作器物的主要材料。乾隆時宮廷造像規模盛大,北京成為供應蒙古地區銅佛像、供器的中心。由于宮廷聘用工匠眾多,使鑄黃銅技術流傳于民間,甚至傳播到西藏、喀爾喀蒙古等邊疆地區,影響深遠。

滕德永《嘉慶朝內務府人參變價制度的新變化》,認為乾隆朝內務府確立了人參變價制度,并成為內務府重要財源。嘉慶時期,人參變價在變價途徑、變價價格等方面出現了一些新變化。這些變化,是嘉慶帝統治政策調整的結果,不僅加劇了對兩淮鹽政的經濟掠奪,而且進一步破壞了東北的生態平衡。這是導致道光朝人參變價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如姜小莉《滿族說部中的歷史記憶》,范立君、肖光輝《清代滿族宗教信仰之嬗遞》,薛柏成、孫學凡《清代北京旗人婚姻家庭中的倫理道德觀念》等文,均值得一讀。

三 滿族家族與人物

清代滿洲人簡稱滿人,為今日滿族的先民。滿人的姓氏與命名,是其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曾被清朝統治者提到“滿洲根本”的高度而極力維持,但在漢文化影響下仍不免發生深刻變化。劉小萌《清代滿人的姓與名》,依據清代官書、契書、碑刻、家譜、私家筆記,對清代滿人姓氏命名系統,從七個方面作了初步考察。旨在說明:滿人的姓氏命名系統,在內容上具有豐富多樣、時間上具有流變性強、受漢文化影響強烈等特征。這些特征的形成,與滿人傳統文化的源遠流長、社會發展的獨特環境、外部條件的多樣性以及滿漢文化日益陶融的發展趨向,是分不開的。遲至清末,滿人的姓氏命名系統,仍在一定程度上保存著自己的特征。這不僅是滿人有別于其他族人的一個文化符號,也是其實現自我認同的重要依據。

定宜莊《關于清代滿族婦女史研究的若干思考》,認為清代滿族婦女史研究,要注重滿文史料的重要作用,與八旗制度的緊密相關,并且要運用社會性別理論,這些思考對加強滿族婦女史研究具有啟迪。

劉金德《論滿洲瓜爾佳氏索爾果家族與滿洲異姓貴族之婚姻》一文,以索爾果家族為對象,探討滿洲貴族的婚姻形式、特點及影響。呂曉青《鄂爾泰“朋黨”考辨》,認為乾隆初年鄂爾泰“朋黨”案不能成立,是乾隆帝為打擊鄂之強勢家族勢力而鑄就的偽案。孟喬芳是八旗名臣,文治武功,均有殊勛,由此躋身于八旗世家。關康《論八旗漢軍世家的興衰——以孟喬芳家族為例》,以孟氏家族為典型個案,考察八旗漢軍世家在清代的發展。孫浩洵《黑龍江將軍那啟泰降革案探析》,對黑龍江將軍那啟泰在嘉慶年間兩次降調革職的原因進行探討,認為那啟泰官場失意,與其受到屬下官員挾制有關,以此為切入點,分析嘉慶帝、黑龍江將軍、將軍屬員三者間的關系,對了解清代東北官場生態有價值。

此外如許淑杰《納蘭心事幾人知?——歷史維度的解析》,孫明《淺議滿族詞人納蘭性德》,王立《納蘭性德故國懷古情結的歷史解析》,孫艷紅、李昊《納蘭詞中的儒釋道文化現象》等文,對著名詞人納蘭性德從不同側面加以解析。

四 邊疆與民族

西方族群概念介紹到國內后,引起學界廣泛關注。討論熱點之一即“族群”定義及其與“民族”關系,以及可否用“族群”一稱取代“少數民族”。華人學者沈培建《“族群”:一個被誤解和誤用的概念》,以美國族群社會為例,闡述其族群研究的時代背景、研究趨向與理論局限。指出:西方多種族民族國家的“族群”概念,并不適用于同種族民族國家的中國社會。本文之所以富有啟迪,不僅在于作者持有的獨立觀點,還在于其所倡導的,當中國學者面對西方理論和概念時所應持有的正確態度,也就是文末所總結的:“在比較、對照、批判的基礎上來決定國外成果是否可以借鑒;堅持研究的原創性和獨創性,才能體現出中國社會科學的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p>

吳忠良《清中期嫩江松花江流域的人口變遷》認為,為解決來自俄羅斯和準噶爾的威脅,清廷于康熙朝中期起,在嫩江、松花江流域設置了許多八旗駐防與臺站;與此同時,民人以各種身份進入該地區。另一方面,出于駐防需求,一部分原住民遷出兩江流域。由此導致了兩江流域的人口變遷,以及民族構成的變化。

韓國學者金宣旼《雍正、乾隆年間莽牛哨事件與清朝—朝鮮國境地帶》認為,從16世紀末到18世紀初,清朝與朝鮮之間發生了多起越境事件,甚至到19世紀末,在雙方朝貢關系解體之前,邊境違法事件仍時有發生。在這一過程中,清朝政府處理邊境事務的立場及態度,包括對越境采參、非法屯墾等問題的處理,前后發生一定變化:從最初的態度強硬轉變到后來的較為寬容。本文通過關注16世紀末到18世紀初清朝與朝鮮之間的越境事件及雍正、乾隆年間兩國外交議題之莽牛哨設汛事件,探討18世紀清朝如何展開與朝鮮外交關系,進而解析18世紀中期清朝與朝鮮的相互認識及邊境意識。

韓國學者李善愛《透過儀禮看皇太極時期對蒙關系以及“外藩(tulergi golo)”概念的形成》,從儀禮角度入手,考察皇太極時期“外藩”(tulergi golo)概念的形成,進而說明該時期滿蒙關系的變化。

“烏拉齊”(ulaci)是清代滿漢文檔案文獻中一專有名稱,近年來引起學界關注。趙志強曾發表《清代“烏拉齊”初探》一文,認為此詞并見于蒙古語、維吾爾語、通古斯語族滿語等,因來源不同,在滿漢語中所指對象也有區別;在清代文獻中,“烏拉齊”(ulaci)作為一種人們共同體出現,常與“錫伯”“索倫”(今鄂溫克族)并列4235035。本專欄發表滕紹箴《“烏拉齊”非“民族名稱”考辨》一文,認為“烏拉齊”一詞源于蒙古語“站丁”之意;滿洲統治者將此作為對東北“諸部”(包括索倫、達斡爾)的泛稱,并與“新滿洲”視同一體;清中葉以后,此稱謂已帶有貶義。本文之價值,不僅在于對“烏拉齊”(ulaci)一稱作出新的解讀,還在于如下啟迪:即在對滿漢文專有名詞的審音勘同方面,漢文史料的價值同樣不應忽視。

乾隆十三年至十四年(1748—1749),清廷對內蒙古地區實行“封禁”,要求贖回民典地,給還原主,并嚴禁容留民人和增墾土地。日本學者柳澤明《乾隆十三至十四年的清朝“封禁令”》,對“封禁令”出臺始末、封禁令實施、封禁地域及影響,進行深入研討。

羅布桑卻丹系內蒙古喀喇沁左翼(南)旗蒙古人,因撰寫《蒙古風俗鑒》而稱名于世。小軍《民族主義與多元文化論之間——論羅布桑卻丹撰寫〈蒙古風俗鑒〉的動機》一文,結合清末民初國家制度變革、內外關系詭譎多變的歷史背景,系統考察羅布桑卻丹的人生軌跡,及其撰寫《蒙古風俗鑒》的動機。對全面了解辛亥革命時期多民族關系尤其是一部分蒙族精英的心路歷程,具于啟迪。

王亞民、李林峰《從〈琿春副都統衙門檔〉看官府對鄉村的管理》,結合晚清社會歷史變遷,考察琿春官府鄉村治理模式的階段性變化,以及民官化、多民族化與近代化進程。對了解晚清東北邊疆基層社會管理模式轉型、地方政府與旗人、民人關系變化均有裨益。

金明實《清朝時期“燕行”路線及驛站形象研究——以丹東地區為中心》,根據朝鮮《燕行錄》中有關朝鮮使節赴清廷朝貢的相關記載,考察“燕行”線路上33個驛站的形制、特點,對了解清代中朝關系與遼東地區驛站制度有價值。

陳文俊《軍衛體制下陜西行都司土官身份考察》一文,關注點為明代西北邊地土官,作者深入考察軍衛體制下的漢官、土官之別,土官、流官、世官關系,土官軍戶身份諸問題,在此基礎上,復將明代西北軍衛體制下的土官與西南邊疆土司制度下的土官加以比較,指出彼此異同。對全面了解民族雜居背景下的明朝治邊制度,也有意義。韓狄、韓天陽《“兵將留守”與十七世紀清朝對索倫部的管理》,針對日本學者有關清朝曾對東北邊疆索倫部實行“兵將留守”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清政府對索倫部的管理,初期采取來朝納貢形式,繼而實施貢納制與旗佐制相結合的管理模式,并未實行“兵將留守”制。學界陳陳相因的一種觀點是,隨著辛亥鼎革、民國肇建,“腐朽”的八旗制度已壽終正寢??自础肚迥┟癯鹾魝愗悹栔芜呎叩霓D型》,通過對清末民初呼倫貝爾變化的階段性考察,揭示八旗制度在該過程中的某種“復活”,以及這種“復活”對東北地方當局治邊政策所產生的積極影響。此文對學界重新認識八旗制度在東北邊疆史中的作用不乏啟迪。

另有范立君、袁雪《清入關前東北地區移民述論》,郭培培《清末〈東方雜志〉認識滿漢關系的歷史語境》,趙令志《濟隆七世呼圖克圖入京考》等文,各有專攻,均值得一讀。

五 滿文文獻與滿語(錫伯語)

《西洋藥書》為清宮傳教士以滿文寫成的西洋藥學著作,全書有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搜錄36個藥方。臺灣青年蔡名哲《滿文〈西洋藥書〉第二至第六藥方及相關問題》,認為其中諸多藥方,傳教士可能是以中醫學理介紹之;但對于部分藥材與技法,則是以滿文直接音譯。因此,該書可視為中西醫學知識體系交流下產生的著作。而這一交流過程,值得深究。

近年來,學界對利用滿文等非漢文種文獻從事研究越來越重視。關康《域外收藏滿文天主教文獻三種》一文,利用東洋文庫藏《古新圣經》、法國國立圖書館藏《萬物真原》和《天神會課》,考察其內容,比較其異同,進而探討西方傳教士運用滿文翻譯圣經經典的方法、特點。清代活躍于京師的西方傳教士出于向滿人傳教的需要,用滿文翻譯了大量天主教文獻,迄今尚乏研究。本文的發表有助于引起學界對該專題的關注。

杜家驥《清代滿族家譜的史料價值及其利用》,是基于自己多年利用滿族家譜從事研究的經驗之談,重點闡發滿族家譜的內容、特點、史料價值,以及研究心得。對目前方興未艾的滿族家譜研究具有指導意義。其中,有關滿族家譜與其他官私史料的互補關系、滿族家譜中女性史料的價值、通過滿族家譜考察清代基層社會滿漢通婚的實態以及滿漢文化融通等內容,對推進滿族史研究尤有啟迪。

聶有財《滿語地名“登登磯”考》,該文參據滿文檔案及朝鮮史料,就清代東北邊疆史中滿語地名“deng deng gi”(登登磯)的含義、地理位置、相關史事加以探討,匡正舊說。袁理《論清代先農壇建筑群匾額中的滿文》,以北京先農壇為對象,就匾額制作、匾額滿漢文字撰擬,乾隆年間匾額滿文的更改(即漢語音譯借詞改為滿語意譯詞),作了饒有趣味的梳理。

清朝入主中原,先后依據“大統歷”“回回歷”“西洋歷”編制滿、蒙、漢文《時憲書》?!稌r憲書》內容豐富,涵蓋天文、地理、節氣、軍政、歷史、生產、生活、禮儀、風俗、占卜、思想、倫理等諸多方面。清廷將《時憲書》頒行天下,既是滿洲統治合法性的重要標志,同時起到陶融、凝聚全體國人(不分民族不分階層)文化認同的積極作用。春花《論清代滿文〈時憲書〉內容版本及頒發》一文,以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歷年《時憲書》滿文本為基本史料,對滿文《時憲書》的不同版本、其在內容和裝潢上的異同、刻印單位與頒發程序等問題加以考察,是一項具有開拓性的研究。

俄羅斯著名漢學家扎哈羅夫編纂的《滿俄大辭典》,出版于1875年,在國際滿學界一直享有盛譽。該辭典的編纂,除參考康熙朝《大清全書》、《御制清文鑒》,以及乾隆朝《御制五體清文鑒》等諸多滿文辭書外,還吸收了在華傳教士,尤其以扎哈羅夫為代表的俄國漢學家,對滿語滿文、清朝社會諸方面的認知,因此具有語言學、歷史學、中外關系史研究的珍貴價值。而此類研究的特殊難度,在于必須兼通俄文、滿文,以及滿族歷史文化。許淑杰、劉國超《從〈滿俄大辭典〉試析扎哈羅夫對滿文詞匯的理解》一文,就是開展此項研究的一個有益嘗試。

清朝統治者奉“國語騎射”為立國之本,視弓馬射術為滿洲長技。而滿洲旗人有關射術典籍,存世者僅常鈞《射的》一部。鋒暉《滿洲射書〈射的〉考》一文,對作者生平、射術流派、射術內容等問題逐一考察,指出清代滿洲射術雖受國家體制嚴格保護,但其內容已非傳統“武射”舊俗,而融入大量中原“文射”因素,包括“禮”“道”儒家理念。說明即便是在射術這一滿洲傳統的核心部分,與漢文化的陶融同樣不可避免。這為正確詮釋清代滿漢文化關系,無疑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典型案例。

張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滿文檔案史料價值》,從介紹滿文檔案的形成與分類入手,重點闡述滿文檔案的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對有志于利用滿文檔案的學界同仁,具有指導意義。

圖伯特(1755—1823),是清嘉慶年間新疆駐防錫伯族名臣。永莉娜《圖伯特任職塔爾巴哈臺領隊大臣時期滿文檔案譯釋》,從《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中選取圖伯特任職領隊大臣時期的四件檔案加以譯注,并就其旗籍隸屬,任職領隊大臣時間,任職期間主要公務,休致后再次候補錫伯營總管等具體問題加以說明。

滿族家譜是研究滿族歷史文化的基本史料,長期以來,雖歷經劫難,存世者尚多,僅吉林師范大學收藏的就達千部。傳統家譜整理手段主要依靠人工,不僅費時費力,且有檢閱不便諸弊。徐立艷、王輝宇所撰《思維導圖軟件Freeplane在家譜數字化過程中的應用探討——以正紅旗滿洲哈達瓜爾佳氏家譜為例》一文,以滿洲哈達瓜爾佳氏家譜為例,探究思維導圖軟件Freeplane在家譜數字化過程中的應用方法,指出利用現代化手段整理家譜,不僅大為提高了工作效率,對專題研究的開展也提供了便捷手段。

付勇、郭公、鋒暉《基于音素法的錫伯文字母劃分與拼寫的研究》,總結錫伯文發展的歷史與現狀,指明以音節為基礎的傳統識讀學習模式的局限,認為應以錫伯文發音音素為基礎,結合計算機信息科學原理和特性,研究錫伯文字母符號拼寫規則,以期為錫伯文傳承開辟新途徑。同類論文還有佟加·慶夫《錫伯語言文字“三化”建設綜述》。

以上,就論文集內容作了掛一漏萬的介紹??蓪⒄撐募攸c概括為四點。一是研究的國際性。各國學者各有自己的學術傳統與特色。經過幾代中外學者的辛勤耕耘,這一學術領域早已碩果累累,在繼承中求得發展,在創新中不斷開拓,通過國際日愈密切的交流把研究不斷推向深入。二是研究的創新性,在史料挖掘、研究視角乃至問題意識等方面,多有新意。三是作者對挖掘利用滿文檔案等史料的高度共識。四是一批青年才俊的脫穎而出。不少論文題目新穎,內容充實,足以彰顯學界新銳的蓬勃活力和強烈進取意識??傊?,本文集所收論文,是5年來滿學研究的一個集萃。本文集的出版,不僅豎起幾代學人攜手共進的一個新起點,同時也昭示了這一學術領域將擁有更為燦爛的前景。

最后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本文集的編纂工作,均由《學報》編輯部負責。感謝《學報》負責人孫艷紅、王金茹的鼎力支持和積極參與。尤其要感謝孫守朋教授,正是由于他的辛勤努力,以及一絲不茍的敬業精神,確保本文集的圓滿出版。還要感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輯吳麗平副編審卓有成效的工作。吉林師范大學校方為論文集出版提供了經費資助。還有其他參與此項工作的諸位同仁和朋友,在此一并致以最誠摯感謝!

2018年7月于吉林師范大學

展開

作者簡介

展開

圖書目錄

本書視頻 參考文獻 本書圖表

相關詞

閱讀
請支付
×
提示:您即將購買的是電子書,不是紙書,只能在線閱讀,不能下載?。?!

當前賬戶可用余額

余額不足,請先充值或選擇其他支付方式

請選擇感興趣的分類
選好了,開始瀏覽
×
推薦購買
×
手機注冊 郵箱注冊

已有賬號,返回登錄

×
賬號登錄 一鍵登錄

沒有賬號,快速注冊

×
手機找回 郵箱找回

返回登錄

引文

×
GB/T 7714-2015 格式引文
劉小萌,王金茹,許淑杰,孫守朋.滿學研究論集:全二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復制
MLA 格式引文
劉小萌,王金茹,許淑杰,孫守朋.滿學研究論集:全二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E-book.
復制
APA 格式引文
劉小萌,王金茹,許淑杰和孫守朋(2018).滿學研究論集:全二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復制
×
錯誤反饋
曰批视频免费40分钟试看,脱胱了曰批30分钟免费APP,我把护士日出水了视频90分钟